在世纪之间写作，大抵是在为自我学术文化立场做出某种价值承诺。
知识分子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而且也是全球性的。事实上，仅仅一个世纪，知识分子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知识价值有一些沦落。但知识者一旦进入学术场域，又容易产生一种虚幻的自我在场感，感到某种超越自己能力的价值。因而在我看来，人生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难以避免，走上学术道路当也是多种合力之结果。外面的世界不乏精彩，但在学术中陷得太深时，则可能丧失尝试其他机会的能力，也许只能就这样一直走下去了。
将自己的研究角度定位从“自我”身份和“他者”语境入手进行“文化研究”，必得面对诸多严峻问题：首先，“自我”有不同的层次，有真实存在的“个我”，有自我的思想文化“圈层”，有自我的国家民族的“类”；其次，就学术话语而言，有古典哲学的“自我”和“他者”（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等），有心理科学的“自我”和“他者”（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等）、有解构的“自我”和“他者”（德里达、福柯、巴特等），还有社会理论的“自我”和“他者”（西美尔、布迪厄、吉登斯等），乃至后殖民主义的“自我”和“他者”（赛义德、斯皮瓦克、杰姆逊等），不容易完全理清和把握；再次，“自我”不可能完全逃离“他者”的语境，在社会伦理关系上，存在我与自我、我与他者、我与社会、我与自然等诸多层面的网状话语权力关系。如果将文化研究仅仅理解为是对诸如大众文化或世俗文化的研究，则有可能忽略文化研究最为根本的东西——发掘当代社会中自我私人性和他者公共性之间的空间，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质疑甚至相互对立的关系，以及这种对立中所能化解并抵达的彼此沟通和文化对话的可能性。如果在写作中一味沉浸在私人性空间中，则公共性空间就成为了“自我的异化”，反之，如果一味为公共性张本，而无视私人性个体性的内在空间的繁复性，则又可能使文化研究成为一种新的经院哲学。找到从自我审视他者，从他者定位自我，从自我融摄他者，从他者创生新的自我的学术途径，在我看来殊为重要。
写作中我时常感到，传统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研究方式在当今解构主义盛行时遭遇到深刻的危机，也就是说，一切过去认为是自明的“道”和“理”，成为必须加以悬搁的东西。过去大多只对问题的结论加以质疑，而今则是对问题的前提和前提的前提加以质疑。这种质疑使得理论的难度加大了，使自我丧失了整体性的自信和真理在握的自我中心感，而只能在自我阐释的焦虑中，为自我合理性划定边界，去做自己可能做的事情。但是，定下研究对象和理论的出发点，具体写作中同样觉得问题成堆——对当代文化问题，要么距离太近而难览全貌，要么求之过急而不能清晰客观地呈现对象。面对这类情况，我总是告诫自己从一个更大的时空和历史语境看问题，重新审查知识和话语权力的运行机制，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到当代文化批判和政治解读中去。
本土学者对西方学术或双语精英的了解，对学术研究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有“脱敏”之效。有机会到外面看一些洋人和某些海外华人，因为学术高位自然获得文化俯视权力，使一些学人有些飘飘然。实际上，当他们到中国后又会受到另一种知识性抵制——一种用任何框架都不可能准确把握和言说的“中国形象”及其“文化溢出”。中国学者以及汉学家在阅读“文本中国”时，事实上已经同“中国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也只能同真正的中国问题联系在一起，才有被认可的中国学术根柢。不少人不明白这一点，一辈子做了空学问而不自知。这种文化语境的错位，使得“中国形象”不断被误写。如何成为一个尽可能全面观察并独立思考的学者，尽量避免海德格尔式的政治性尴尬而“面对事情本身”，并非不重要。当然，在国外的合作研究，也使我对西方“他者”及其时髦理论的源流和弊端有了新的体认，也多了些怀疑的眼光和“自我”自信——相信通过理性而冷静的思考，许多被人弄得很复杂的问题，是可以不断获得清理并逐步明晰化的。也许，这就是学者从事写作的有限性意义罢。
近年来，尽管有机会到国外讲学，能在更大的学术语境中找到自己做学问的坐标。然而，转过一圈以后才深切体会到，最终的学问建树仍得落在“中国问题”上，汉语思想和母语写作的优先性是自不待言的。就学问本身的理路而言，似不可在理性和感性上走极端，而需要不断地自我矫正和反思整合。我很喜欢《礼记·中庸》的一句话：“极高明而道中庸”，强调主体的自我选择性和尺度感，尽管这很不容易做到。
（《目击道存——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散论》），王岳川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定价：17．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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